南宁钟鼓楼位于南宁旧城北门与南门的轴线上,是鼓楼街、盐埠街、宣和街和府前街的交汇点,即今朝阳路、民族大道、共和路及中山路交汇处。原名平楚楼,始建年代不详,最早记载见于南宋理宗宝庆、绍定年间(1225—1233)成书的《舆地纪胜》,第一百零六卷・广南西路・邕州的“景物下”条目已列“平楚楼”之名,并载其“在府城东隅”。
钟鼓楼原貌虽无文字记录可考,但根据古代地图及民国老照片对映参照进行重建,现南宁钟鼓楼主体建筑采用明代中晚期岭南风格,底座为边长24.5米的正方形台基,其上是三层木构亭阁式建筑,下大上小呈宝塔状,顶端设置葫芦形尖顶。青砖砌筑墙体,木构件采用榫卯工艺。三层瓦檐均覆盖青色琉璃瓦,四角雀尾装饰飞龙雕塑,四面拱门上方镶嵌题额,即东面“宣和”、南面 “通明”、西面 “应候”、北面“拱辰”。

明代南宁府地图(《南宁府志》明·方瑜纂)
明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受命入桂平思田之乱,王佐凭正德十二年(1517)武状元身份及参与平定“宸濠之乱”的卓著战功,深得王阳明青睐,随其入桂。在南宁期间,王阳明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需“宣扬至仁,诞敷文德”,遂创办敷文书院,以心学教化南疆,王佐任南宁卫指挥佥事,随侍讲学,深受熏陶。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病逝,王佐留守南宁,继承其“安民稳边、文治南疆”思想,推行教化,使社会风气日益向善。讲学期间,王佐深感南宁无钟而导致讲学与办公深有不便,嘉靖十年(1531)遂号召集资铸铜钟,悬于平楚楼上,以实际行动践行“知行合一”与亲民理念,成为阳明心学在广西的重要传承者。铜钟通高1.8米,口径1.2米,重2000斤,钟钮为两条苍龙环扣,栩栩如生。钟体外壁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铭文划分四个区域,分别铸有“旹大明嘉靖十年岁次辛卯,主统南宁卫明威将军军政掌印指挥佥事王佐铸造铜钟一口,重二千斤”及捐资人姓名。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铭文拓片
铜钟每天清晨六时、晚上七时敲三阵,每阵三十六响,每次一百零八响,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从此,每日准时响起的钟声敲醒晨曦,目送黄昏,邕州百姓开始了顺天应时的生活,时间的统一也使得城市的运转更井然有序。
钟鼓楼方方正正,沉稳如山,如城中脊梁一般,屹立在古邕州的中轴线上,曾有“一根稻草能挂大铜钟”“番鬼佬偷宝草”“钟鼓斗龙王”等民间传说。往后四百年,巍巍钟鼓楼与邕江之畔的南城门相互守望,迎送着一个又一个的日月交替。钟鼓楼门洞下,是人们春日摆摊、夏日纳凉、秋日闲谈、冬日避寒的去处,终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钟鼓楼老照片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随城市发展、道路扩张的需要,钟鼓楼被拆除,楼内铜钟曾迁移至旧孔庙大成殿旁,每日依旧按时鸣钟报时。1938年,日军为掌控交通运输命脉,对南宁及周边区域实施了多次轰炸空袭,铜钟曾作为警鸣钟,在日军空袭便敲响铜钟,提醒市民疏散至安全地方。1939年11月,日军于钦州湾登陆后,沿陆路向北进犯,南宁城陷入沦陷在即的险境。广西省立博物馆决定将大批馆藏文物与铜钟紧急向西转移。文物辗转从南宁运抵百色、桂林等地,抗战胜利后清点这批历经辗转的文物时,铜钟却不知所踪。据相关学者推测,1944年桂林沦陷后,日军便将铜钟当做“战利品”带去武汉,打算往武汉撤退时运往日本,后因战事逆转,铜钟滞留武汉。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长期遗留在武汉,与广西文物部门失去联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广西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到武汉出差,在当地意外发现这口刻有南宁相关铭文的古铜钟,经辨认确认为南宁钟鼓楼流失的明代铜钟,遂通过文物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完成铜钟的鉴定、交接与运输手续,将铜钟从武汉运回南宁。1980年,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负责全市文物的普查、收集、保护、宣传等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随即将铜钟调拨给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1年南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铜钟和一批较有历史价值的古碑刻移往人民公园镇宁炮台内安置,供市民参观至今。

南宁市人民公园内的古铜钟
2022年,南宁市启动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项目,钟鼓楼作为核心工程启动原址仿原貌重建,2024年2月完成主体建设并亮灯,2025年1月首层广场对外开放。

钟鼓楼现照
钟鼓楼原址重建开放后,恢复了明代“晨钟暮鼓”报时传统。它作为“老南宁”的精神符号,承载了南宁“邕州古城”城市建设发展变迁的历史,也是南宁抗战史与文物保护史的重要见证,将明代报时、抗战警钟到市井生活的城市叙事串联起来,是南宁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文化自信和归属感的重要载体,其每日晨昏敲钟108响唤醒了消失近百年的古城的历史记忆,展现南宁“承古开新”的城市精神。
一审:黄心蓉
二审:陈华丽
三审:唐彩红